在辛亥革命后陆续出现的十几位军阀里，陆荣廷是最值得探讨的人物。他以一个集孤儿、叫化、小偷、流浪者诸卑贱于一身的"蛮人"（20年代军阀中独此一人），做到了两广巡阅使，在武林政客中纵横捭阖，主桂10年。他既有骑马紫禁城的"殊荣"，又有能为百姓炒牛下水这样的"贱事";既是拥兵自重的军阀，又不与传世门阀联姻；既拥孙（中山）而又气孙；既拥袁又反袁；既降清又反清；既守旧而又能连滚带爬跟上时代，殊属不易。总之，从出身到行藏，民国史上很难找到一个类似陆的充满矛盾的人物，确是同时代军阀中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。

　　一、集体无意识--陆荣廷人格之根

　　军阀是中国的"特产"，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，对他们的历史逆动作用已经说得很多了，勿需赘言。但过去在评论这一类人物时往往使用非此即彼的评价体系，人物过于脸谱化，千人一面，有点像京剧舞台上的曹公。一遇到这些人的另一面--某种条件下所做的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事，便觉得尴尬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知道怎样用了，大抵以主客观相分离，客观上说起到某种进步作用而一笔带过，难以中的。对陆荣廷的评价就常常遇到这种尴尬。这里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，即人的本质。马克思有一句名言："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。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"这个总和在所有的人的身上都同样无法避免，否则他便成了"抽象物"。但同时又必须承认，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、地位、经历不同，这种总和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其层次、厚度、结构是千差万别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评价人物最忌千人一面。以陆荣廷而言，他一生中的种种矛盾现象，不过是多元文化、多重生活积淀的产物。陆荣廷有个特点，他终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离开壮乡这块土地，即使后来发迹，也依然大部分时间蜗居宁武庄，这就使得他身上有着浓厚的壮文化"血统"。他少年时代曾在武鸣县城打工流浪，这里是通往桂西的必经之路，商贾云集，为汉文化辐射桂西的咽喉，因而他在这里又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，学会了汉话（粤语和柳州话），以后在南宁、龙州、桂林、广州、北京又加深了汉文化的厚变。这样，在他身上便有了壮汉文化的多元融合。他在中越边境作"义盗"长达十多年，与越南百姓多有接触，参加过抗法战争，对抗中也摸清了番鬼的一些特点，这使他懂得了一定的异国文化。在生活上，他有极为悲惨的童年，后来发迹，则过上贵族的生活。在军事上，从衙门当差到绿林驰骋，后来做到了广西督军，护法中指挥桂粤湘联军，拥有数万兵力，被称为"陆老帅"。在政治上他从被歧视被压迫的最底层，先反清抗法，而后降清，做了清朝的大员，直到两广巡阅使，并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。总之，在他的身上，从生活到政治地位，前后有极大的反差，这是陆荣廷经历的一个很大特点。但纵观他的一生，壮族文化在他的身上占有主导的地位，是他人格的根。他的一些令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行动，只有用壮族传统文化才能解释。陆荣廷身上壮文化的积淀是深厚的，武鸣这个地方是壮人聚居区，90％以上是壮人，至今壮文化仍居绝对优势。陆的童年便在垒雄村壮人中度过，父亡母嫁，得到特教妈的抚养。在这里，壮族百姓以农为本，淳厚、朴实、吃苦耐劳、互相扶助、知恩必报、互相谅解以及壮人特有的表达方式、生活习俗等，哺育着他成长。他是在壮文化乳汁中度过童年的，乡村的趣意对他产生终生的影响。到了县城，城里依然是壮人的天下，周围尽是壮族农村，和壮族乡村一般圩场也没有多大差别。壮话是街上的共同交际工具，为数不多的汉人店铺，也以壮话为交易语言，因为购物对象绝大多数是本县壮人。后来到了龙州，龙州也是以壮人为主体，水口则是壮人的天下，陆荣廷在此学到了一口流利龙州土语区壮话，仍然受壮文化的熏陶。从童年、少年到青年，在他性格形成时期，始终没有离开壮乡，因而他的行为方式、表达方式、生活习惯都有着浓厚的乡村壮人传统。这种文化的熏陶是无意识的，润物细无声。按照荣格的理论，人的心理结构总体分为三个层次，第一层次是无意识（本能的生理的需要），第二个层次是隐意识（直觉、顿悟），这两层又统称之为前意识或潜意识，第三层次才是意识（认识、感情、意志）。人的意识不是无本之木，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抚育其成长的文化土壤之中，荣格把这称为集体无意识。荣格认为：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超个体意识，它积累了某一人类群体几乎有史以来的所有经验和情感，形成深层的心理结构，是人格和生命之根，叫做种族记忆。他还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从未知的深渊中涌出来的，而"意识好像一个婴儿，天天从原始的无意识子宫中诞生。"他在《集体无意识的概念》中指出："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……它不像无意识那样依赖个体经验而存在，因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心理财富，"而是"一种集体的、普遍的、对所有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非个体的第二心理系统"。从民族文化长期积淀这个角度来看集体无意识这一概念，它无疑有极为深刻的涵盖力。当然，作者认为"这种集体无意识并不依赖个人而得到发展，而是遗传的。"当然，对这种笼罩在黑格尔绝对理念阴影中的理论，连欧美实证学家都摇头不已，我们也不能同意。但种族记忆这一概念对民族文化的积淀表达得极为深刻。前面说过，陆荣廷是在壮人中长大的，正是壮人的集体无意识铸造了他的性格和人格，在无意识当中影响着他的行动。

　　二、简朴恋土--壮化的生活方式

　　陆荣廷的家庭令人饶有兴味。按中国汉族正统封建伦理观，发妻非同小可，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，都讲求门当户对、明媒正娶及红花贞女。而达官贵人的婚姻，往往是政治交易的筹码。但壮人的上述观念相当淡薄，特别是在一般平民百姓中，既不讲究从一而终，也不计较是否处女。相当多的壮族地区，几乎没有讲究处女这一观念。人们在歌圩上唱歌相合即为夫妇，根本不问对方是不是少女或二婚。特别是武鸣这个地方，过去非常讲究情人的"知名度"，歌圩上女青年各拿出五色饭与小伙子们围圈而坐，欢聚交游，小伙子们喜爱谁，就抢吃谁的饭。哪个姑娘的饭被抢光了，视为荣耀，她的情侣更加爱她，呵护她。如果谁的饭没有人动，便倒霉了，她会一气之下把饭扔掉，哭着回家，而她的情人会说"人家都不喜欢你，我干么喜欢你"，便与她吹了。这种男女择偶相对自由的风俗，与中原观念大相径庭。深受乡俗熏陶的陆荣廷，在家庭生活中极少表现出正统的婚姻观念。发妻谭氏虽非贞女，却是在共同劳作掌渡中建立起真挚感情的贤内助；倘若娶的是一位刁蛮的名门闺秀，他可能成不了陆老帅。他的妻妾皆是卑微的下层妇女，无一位属于政治筹码，可见陆荣廷良心未泯，仍保持壮人特有的同情心。但当他升格到贵族阶层，也学会了在第二代人的婚事上制造裙带关系，说明地位变化及正统封建文化的影响改变了他的初衷，这与早期是不一致的。比如他的大儿子陆裕光本非骨肉却视之如已出，委以重任，这也遵了壮人之俗。按壮族风俗，继室带来的子女改从夫姓，与宗族同辈兄弟排行，不受歧视。陆裕光被立为陆府大少，后入讲武堂，升至将官，陆荣廷将宁武庄的田园房舍全给了他，这在中原是几乎不可能的。明万历帝年青时偷幸太后王姓宫女，暗结珠胎，生泰昌皇帝朱常洛。万历帝开始死不认帐，王氏晋升恭妃仍终生冷落，后不得已立其子为太子（皇后无子），有名无实。朱常洛一生只当个太子，郁郁于心，即位盈月而亡（一说被害，为明代三大疑案之一）。对比之下，陆荣廷宽厚得多。

　　陆荣廷的饮食起居大体保持壮人"生活苛简"、"抟饭掬水以食"的传统，即使后来官至都督，也依然"不择精美，能甘粗粝"，且不饮酒，这在花天酒地的军阀中是少有的。但宴客例外，仍保持壮人历来客到"辄具牲礼饮啖，久敬不衰"的风俗，好客健谈，"当筵必令大嚼，极醉饱而后已。"他喜吃狗肉，相传明秀园临河一排石桌石凳，即当年吃狗肉之处。吃后燥热，乃赤膊下河畅游。对童年充饥的假茼蒿，中老年仍以佐餐。他着意建成的宁武庄园，充其量不过是稍为讲究的壮族村寨，与其他军阀豪华的宫殿式庄园无法相比。只有武鸣、龙州上将第和南宁陆公馆，稍为辉煌。总之，他的整个生活还保持着浓厚的壮族农民的模式。

　　壮族人从事农业，社会相对平稳，壮人性格内向、平和、忍让，知恩必报。壮族村寨之间械斗很少，偶有龃龉，双方表面剑拔弩张，山口对阵，届时必有寨老出面调停，以歌代斗，胜者为雄，遂化干戈为玉帛，一笑泯恩仇。有的地方春节时有专门的古事队，化装逐村讲述壮族前贤故事，听者无论过去有何仇怨，都得尽释前嫌。这种民风，也深深感染了陆荣廷，在他发迹之后，有几件事不用说军阀，就是一般人也不容易做到。比如说礼炮迎义母、灵前认义姐、义释杀父之仇、给谭女前夫养老等，表明陆荣廷宽大为怀，宽宏大肚，大处着眼，不拘泥于旧恶。霍母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他衣锦还乡，前去哭灵，认其女为义姐，众皆动容。这种胸怀，应当说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。

　　恋土是陈荣廷最大特点之一，他不长期居住南宁、桂林、广州这样的大城市，而居住在家乡武鸣；居住武鸣却不住在县城而居住宁武庄。他的许多重大决策，都在宁武庄里制定。为了经营这个决策根据地，他花了不少心血，修了邕武公路、五海桥、三合土路（从五海桥到宁武）……许多名人政要不是在南宁陆公馆与他密谈，而是不辞劳苦越过时有覆车之夷的高峰拗直奔宁武，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也不例外。他冒风波迁省会于南宁，但仍居于宁武。旧桂系始终雄踞广西，虎视邻省，注视京华，相机而行，决不让外来势力在岭西立足。后来新桂系也继承此衣钵，爆发蒋桂战争，就是不让蒋介石嫡系军队染指广西。

　　陆荣廷的这种观念当然有政治、军事上的考虑，但它与壮族历史是有深刻渊源的。壮人是广西土着，这里气候炎热，雨量充沛，物产丰富，生活相对平稳，不像草原民族那样迁徙不定。人们以农为本，"不知商贾，惟务耕种"，"男妇专事耕种，无别生活"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一种眷恋故土的文化氛围。当然，中华民族历来有热爱故土的传统，但壮人尤甚。常说落叶归根，壮人压根儿就不愿离其根。壮人是个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，历史上很少有大迁移，他们固守故土，从不做入主中原的梦，有些上层统治者也偶尔染指邻省，但多半很快缩回岭西。又因他们是"蛮人"，受到歧视。汉语也讲不好，历史上出去做官的，在京城极少能站得住。唐代壮族史学家宁悌原因修国史不讳唐太宗杀兄弟事，被玄宗夺冠，忧死钦江。后来壮人往往以此为鉴，一遇沟坎，辄挂冠而归。武鸣名人刘定逌，乾隆进士，授翰林编修。时和坤弄权，百官下跪，独刘定逌长揖不跪，侧目而视，终得罪和坤，36岁愤而"休致"回乡，宁当山长，誓不与权相为伍。诗人郑献甫中进士后，官刑部主事仅一年，不满权贵，挂冠回乡，教授为业，不复为官。陆荣廷不会不知一旦丢了广西这个地盘，末日指日可待。后来死于上海，仍不忘交待尸骨运回广西武鸣。可见恋土也好，保守也罢，壮人这种偏于消级的乡主观念，其实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意识，其对陆之影响，不言自明。

　　总之，壮族文化在生活上对陆荣廷的影响，总的是偏于保守的，传统的。正是这一点，相对减弱了他作为军阀的社会破坏性，有其有利的一面，这是应当肯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