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岁那年，姥姥把郭建梅送回了河南农村。上高中的时候，她觉得“郭建梅”这个名字太俗太女气，还曾给自己改了名字：郭永攀。“永攀高峰的意思。”她在床围子上写着：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。后面连着画了10个感叹号。

　　1979年的高考，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。

　　考上北大在当地是件大新闻，郭建梅特别自豪。她记得很清楚，北大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比一般信封要大得多，她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，把信封很显眼地拿在手上，希望别人能看到这是北大寄来的。

　　到了北大后，情形开始变化，郭建梅傻了眼。在班上，她是12个女生中最穷的两个之一。别的同学家境好，又洋气。看着别的女生戴着眼镜念泰戈尔的诗歌，她甚是羡慕，自信心受到打击。

　　她在北大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认识了刘震云。刘震云和她是河南老乡，高她一届，读的是中文系。第一次见面，刘震云一开口就是托尔斯泰之类的，她感到有点晕。“当时就想走，听不下去。”在她的印象里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，靠不住。

　　有一次，她看到刘震云手上贴着胶布，问，这是怎么回事。刘震云开玩笑说，拉小提琴拉的。“后来发现根本不是。”那其实是刘震云正患皮炎。她觉得这人怎么瞎说话啊，心里感到有阴影。“我当时的日记里出现得最多的就是‘阴影’这个词。”

　　刘震云表现得很好。郭建梅大三过生日，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，还有4个烂梨。“那个梨还有破洞呢，5毛钱一堆的那种，就这样的梨，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。”

　　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。“觉得他真诚、善良。”刘震云当时一年到头穿着他妈妈给他做的布鞋，穿久了，上面还烂了个洞。平时，他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去食堂。“我留心了一下，他每天都喝粥。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，1毛钱一个，特别香，我都没见他吃过。”

　　在北大上学的时候，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，到北京做手术。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的妈妈上楼下楼。“有一次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背不动了，站在那里，我在那里扶着。”郭建梅回忆当时的情形。

　　她妈妈说，小梅啊，这个人真是好，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，一个肉包子都不尝，都给我们吃，他自己去吃馒头。

　　1985年，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，她妈妈病危。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，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。“我妈说，不行，小梅，你必须结婚，我看不到你的将来，但我想看着你结婚，你结婚我就放心了。”于是，郭建梅和刘震云结婚了。

　　在河南，郭建梅的老家和刘震云老家很近，就隔着五十多里。刘震云请来一辆吉普车，穿着借来的呢子衣服，把郭建梅接走了。3个月后，郭建梅的妈妈去世了。

　　成为公益律师

　　刘震云1982年大学毕业时，被分配到了《农民日报》。彼时，《农民日报》刚成立不久，这份工作在毕业的同学中被认为是并不理想的工作之一。

　　郭建梅正读大四，去看望刚到工作单位的刘震云。《农民日报》在朝阳区十里堡一带，如今那里成了繁华的CBD。

　　当时那里是郊区农民种菜的地方。“我到那一看，哎哟，那个火柴盒房，5个人住一个房间，上下铺，脏得不行。这就是我们在北大想象的毕业以后的生活吗？”

　　郭建梅大学同学毕业时互相题赠的留言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。比如，“虽恨日月匆匆，却盼来日沙场”什么的。现实是，分到单位，一杯茶，一张报纸，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

　　这次看望刘震云的经历对郭建梅是一次打击。“我当时简直觉得像跌进冰窟一样，全完了。人在年轻时跟成熟以后所了解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

　　郭建梅的毕业论文写得好，1983年北大毕业后，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。之后，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《中国律师》杂志社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，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受到关注，《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于1992年4月颁布。郭建梅曾参与了这部法律起草组的工作，并与人合着了《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》。1994年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，弱势群体开始获得法律援助。

　　1995年，在《中国律师》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，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。

　　她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，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，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，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。在论坛上，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，没人能回答，当时的中国真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