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会上，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。主题是：Women'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（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）。那次大会，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，“像找到了亲人”。

　　她回去告诉刘震云，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。刘震云听了之后说，只要你快乐就去做。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，劝她说，一般律师都不好当，别说公益律师了。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。在那个年代，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。

　　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，郭建梅便辞去了《中国律师》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，与北大老师一起，组建了中心，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。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。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，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。

　　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。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，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，前往北京上访，没有讨到结果，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，全身多处骨折，一只眼球被摘除。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，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。这名妇女不服，向法院起诉，但很快败诉。

　　她找到了郭建梅。

　　当时，那位妇女破衣烂衫，浑身散发着臭味，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，向外流着脓水。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，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。法院的人还问郭建梅，你是找不来案子吧，给这样的人代理，她能给你多少钱？

　　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，她觉得写得很好，自己都感动了，胜诉的把握非常大。但结果是：败诉。

　　去领判决书的时候，法官态度非常恶劣。“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。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，哗地就扔地上了，我都想上去抽他。”郭建梅为此事流下了眼泪。

　　接下来，是更多的败诉，一个接一个，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。一年之后，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。

　　读大学时，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：老实、善良、文静。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，脸皮厚了，胆子大了。“就需要这样的人，为了这项工作，我把自己改变了，或者说，现实把我改变了。”

　　和郭建梅谈话的时候，一位老妇背着厚厚的材料坐在对面。她已经上访了12年，来此寻求法律援助。她住在京城的南边，靠捡垃圾获得生活来源。老妇讲述到，她的儿子12年前在河南的一处看守所中死去，看守所叫人把她儿子的尸体埋了。老妇去找儿子，通过埋尸体的人带路，才找到儿子被埋的断了两根手指的尸体。

　　“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，这么多人上访，不能光是堵，把人家给关起来啊，得解决问题啊，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！”郭建梅越说越激动，她让工作人员复印了一篇文章给这位老妇人——《不能让“有道理”的上访者没有着落》。

　　NGO和律师

　　郭建梅来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11点钟。她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，为的是小区业主的维权，8点钟要到法院去申请立案。

　　她所住小区的开发商原来承诺24小时供应热水并有接送住户的班车，现在全没有了。到法院时，法院不给立案，她跟法官吵了起来。业主们请了一个律师，在那里不说话。她气愤地对这个律师说，你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没必要请你了。这个律师说，我以后还得跟法院打交道呢。

　　她对记者说，今天穿得太随便，不好拍照。“今天出门太匆忙了，头发乱七八糟，这衣服好多年了，跟飞行员似的，你看看，这双鞋，上面都有一个破洞了。”她的鞋子侧面靠鞋跟处果然开了一个口子。

　　头一天，她倒是穿得挺整齐。那天早上，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郭建梅。这是郭建梅第六次跟希拉里见面。

　　希拉里当天一共接见了20位中国的民间人士，都是在NGO方面做得出色的女性。希拉里做过妇女儿童法律中心的主任，也曾是公益律师。2007年3月，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“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”，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。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。中心的墙上，挂着她们的照片和题词。

　　在郭建梅看来，中国NGO的发展，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，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。“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，会比较顺利。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，希望很渺茫。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，很愿意做公益案子，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？保障在哪里？办案中的艰难，不被理解，不被支持，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，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