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父亲是一个最典型的小资男人。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小资,可他的确很小资。
在这一点上,我自叹不如。虽然外界称我为小资作家,但骨子里我很世俗,一点儿也不小资。譬如每次谈出书,第一个问题总是问对方给多少版税。
并不是说父亲多么不爱钱,而是他把钱看得很淡,一个月挣三四十块钱的时候,他曾花15块钱买一个三极管,然后一烙铁下去,“刺啦”就完事了。母亲为此没少和他吵架,甚至曾经到了快离婚的地步。
他确实是个不善于过日子的人,他有太多的爱好,比如观天文、吟诗词、写书法,并且都做得不错。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个电子工程师,在少年时,他已经会组装收音机和录音机。我就是通过父亲知道的邓丽君,因为他是邓丽君的忠实粉丝,家里邓丽君的磁带最多。那时我都十三四岁了,父亲也应该近四十岁了,可他听邓丽君,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,活得非常诗意。
我记得小时候跟他去值夜班,他把我放在一个黑屋子里之后,就去和同事下围棋,或者一个人去看星相,他对这个世界总有太多好奇。我看《格林童话选》时只有10岁,当时非常迷恋,在上课时书被老师没收了,他厚着脸皮去朝老师要,一点儿也不说是女儿的错。他认为,既然孩子喜欢,总有她的道理。
我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,弟弟就差多了,为此母亲追着弟弟打,满街地追,整个巷子的人都知道母亲的脾气不好。母亲嚷起来,巷子的人都知道,那时父亲总是对我们笑笑说:“老虎发威了。”
与父亲的浪漫主义和博学比起来,母亲是一个简单的粗线条的女人,热心肠,没什么心眼,爱串门,总和一大帮中老年妇女打得火热。后来我们上学走了以后她迷上了麻将,用父亲的话说,她是一个“麻坛高手”。
别的夫妻总为打麻将吵架,父亲却从不和母亲吵。他说:“谁没个爱好啊,输赢放一边,能够投入地喜欢一件事情,那是幸福的。”他的想法永远和别人不一样。我也反对母亲打麻将,她一打到半夜,输了就发脾气,赢了就开始狂买东西。而且,母亲是一个输不起的人,用父亲的话说,“牌风不好”。打着牌就会和人吵起来,父亲便上前说好话:“算了算了,她这个人没什么坏心眼。”人家总是看着父亲的面子才又和母亲玩。
记忆中,他们很少吵架。母亲的脾气急些,父亲温和些,等父亲真急了,母亲便不再言语了,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。我仿佛记得昨天父亲还用自行车前面带着弟弟、后面带着我去捕鱼,转眼他就老了,长白发了,但还是依然乐观。他参加各种俱乐部,和年轻人在一起研究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,他练气功,召集得满院子都是人,母亲还要在一旁端茶和瓜子陪着。老了以后,母亲的脾气倒越来越好了,而且非常配合父亲的工作,比如照顾流浪猫,比如一起去外面旅行,比如把那些吃不上饭的无家可归的人领回来过年。
我每次回去,家里总有陌生人,年老的或者是残疾的,过年过节更是如此,家里永远有外人跟着我们团圆。有一次同事跟我回家办事,他问:“那个拐子是你们家什么人?”
“不认识。”我说。
他很惊讶我的父母能收留这样的人,他们的确在收留他们。对于那些流浪的人,他们永远没有嫌烦过,这一点上,我无比崇敬父母的善良和宽厚。
知道父亲得了糖尿病,我急慌慌地打电话回去,他却出去买猫食了,哼着小曲进来时,母亲正和我说着父亲的种种坏处,说他又勾了一帮小孩子来跟他学二胡,每天“吱吱呀呀”地到后半夜,搞得她血压都高了。我知道父亲的热心,他从小热爱音乐,古筝、二胡、笛子、扬琴,这些民族乐器他全会,慕名而来的家长很多,有人让他收钱,可他说:“和孩子们在一起,我乐还来不及,收什么钱?”
问他的病,他说:“没事,别惦记着,好多人都有这个病,老李、老王、老刘全是,我们天天一块交流。”
他这样乐观,倒好像我小题大做了。
我听说沧州有一种药治糖尿病好,于是托人带了好多过来,结果上了当。他在电话中说:“别乱花钱,你房子还有贷款,药的事你别管了,我和你妈可以自给自足。”
有时在网上遇到他,他说:“闺女,你的小说写得如何了,别累着。”
其实我知道他们想我,但因为我在外面狐朋狗友较多,总顾不上回家。父母的电话总是会在晚上打来,他们知道我早晨起得比较晚。父亲总说我写的东西仍然不成熟,和“大家”比差远了,母亲总说又炸了新辣椒让我回家拿,我们说着家长里短的话,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
有一天又在网上遇到父亲,他说:“爸爸想你了。”他很少说这种话,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他身体极差住了院,却不让弟弟告诉我,说我在外地工作忙。那句“爸爸想你了”让我很心酸。
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,父亲比我上网还早,有许多全国各地的网友,母亲并不知道我的文章在全国各地的杂志上发表,倒是父亲给我留着,然后对人家说:“看,我闺女写的。”
我的父母都老了,从小他们对我没怎么管过,用父亲的话说,“我是一棵野生的树,一直自己疯长”。他还说,“这种树一般有顽强的生命力,风吹雨打都不怕”。他们没有给我订什么条条框框,我一直顺其自然地发展着,即使第一年高考落榜,父母都说:“我们征求你的意见,愿意复读我们支持,不愿意咱就上班,行吗?”
他们永远是在征求你的意见,把你当成一个朋友。我选择了复读,第二年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说:“不就是晚上一年嘛,最后你一定会比他们强的。”
这就是父亲,永远这样乐观,他不许我们哭丧着脸,说那样的话全家人的心情都不好了。每次进家门,他永远笑眯眯的,好像是有什么喜事,其实,家里过得不过是平常人家流水一般的日子。
而母亲还时常发些小脾气,向我告父亲的状,输了钱的时候也会说,手气不好。母亲仍然似一个还没有成熟的少女一样,喜怒哀乐溢于言表。但我知道,她是一个善良而快乐的人,纵容着我的任性。我和母亲的性格更类似,父亲便说,这样的女人,适合找一个没有脾气的男人宠爱着。在我的婚姻问题上,父母是唯一一次积极参与的,因为当时追求我的有两个男孩儿,一个高大帅气,但好像有些自负;另一个就是现在的老公,永远好脾气地微笑着。父母最后为我定了这一个,父亲说:“就算包办吧,但我也给你包办到底。”
事实证明父母真的是正确的,我的婚姻延续了父母的老路,我总是如河东吼狮一样暴跳如雷,而他永远是笑着等待我雨过天晴。
我知道父母的选择是对的,他们知道,怎样的一条路才能使自己的女儿更幸福。
父母仍旧住在小城的平房中,不肯住弟弟家的楼房。母亲爱在院子里种菜种花,父亲爱招些狐朋狗友到院子里下棋聊天,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当我回到那个小院,当我可以亲手摘母亲种的柿子、石榴和小枣时,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;而在树下,我的父亲吹着笛子,每次回家都是那个曲子—《喜洋洋》。
那时,我感觉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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